當前人民幣升值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四重風險：一是快速、大幅升值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二是緩慢升值並形成穩定預期易導致“熱錢”加速流入；三是被迫升值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大未來升值壓力；四是以升值來抑制通脹並不可取。
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也“得不償失”：一是中國的真實貿易順差規模並非數據顯示的那樣大；二是人民幣升值無法有效改善美國貿易收支狀況；三是即使人民幣升值，也無法讓那些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再回到美國；四是美國從人民幣升值中的所“得”將十分有限，所“失”卻不小。
近期，來自外部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有所升高，但我們認為，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導致中國面臨重重風險，在這個問題上很起勁的美國也將“得不償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應該在市場供求的基礎上保持基本穩定，並逐步擴大波動幅度，增強匯率彈性。
當前人民幣升值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四重風險
第一，快速、大幅升值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在成功抵禦金融危機的衝擊後，“調結構”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
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相對價格變化會促進企業轉型和行業結構調整。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緩衝時間。最近，一些行業進行了壓力測試，勞動密集型産品普遍感到可以承受的升值空間十分有限，這與人民幣在2006—2008年期間已有較大幅度升值關係十分密切。
還應當清楚的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有一定的水分，部分順差是披着各種合法外衣流入中國的“熱錢”。因此，中國的出口優勢並沒有數據顯示的那樣強大，對出口行業的承受能力應有清醒的認識。
如果人民幣進一步升值，而無其他政策支持，出口行業將會難以承受。而且，去年底和今年初以來，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廣東等沿海地區出現了“民工荒”，製造業工資水平有所上漲。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出口産品的價格上，從而削弱出口産品的競爭力。如果此時人民幣再次走上升值之路，將會形成對出口部門的雙重壓力，非常不利於出口行業的穩步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
第二，緩慢升值並形成穩定預期易導致“熱錢”加速流入。經驗表明，人民幣升值是導致“熱錢”進一步流入的主要原因。對2006—2009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可以看到，升值預期和中美利差與資本流入高度相關，人民幣對美元每升值一個百分點和中美利差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各可能吸引每月50億美元左右的資本流入。在2005-2007年間人民幣升值較快時期，升值不但沒有起到防止“熱錢”流入、抑制經濟過熱的作用，還因為預期進一步升值反而加劇了境外資金流入、流動性增長過快的局面。
因此，人民幣升值與“熱錢”流入呈現相互促進的關係，一旦形成“升值→資本流入→再升值→資本進一步流入”的惡性循環，經濟過熱將難以避免。
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經濟過熱往往是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流動性相對比較容易控制，外部資本的流入則防不勝防，給宏觀調控增大壓力與難度。經驗表明，我國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與“熱錢”的推波助瀾有關。2007年凈新增外匯占款(剔除對衝掉的部分)2.6萬億，占當年新增M2 的比重近45%，當時正是資産價格快速上漲、物價漲幅擴大、經濟有明顯過熱跡象的時期。
當前，外部流動性在危機後又明顯增加，對其未來加大流入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輕心。海外資本的源源不斷的流入，必將進一步推高境內資産價格，孕育新的資産泡沫，從而給貨幣政策帶來新的更大壓力。
第三，被迫升值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大未來升值壓力。其實，在美國經濟尚未完全恢復、儲蓄率有所上升，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較為明確、進口需求強勁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的真實貿易順差將趨於下降，人民幣升值壓力自然會隨之緩解。
但如前所述，中美貿易順差應有部分是熱錢在借道進入中國。如果人民幣在壓力下被迫升值，在升值反而加速資本流入的情況下，數據顯示的貿易順差很可能因為熱錢“水分”的增多而沒有呈現下降趨勢，還可能進一步上升，從而給部分美國政客以強迫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理由。
在升值趨勢明朗的情況下，伴隨着資本金融賬戶順差的擴大，甚至有可能形成升值－國際收支順差上升－再升值－國際收支順差進一步上升的循環。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升值壓力得不到緩解，還會因為資本流入過多帶來流動性過剩、經濟過熱的局面，貨幣政策會面臨新的尷尬的兩難困境。
第四，以升值來抑制通脹並不可取。今年2月份CPI和PPI分別同比增長2.7%和5.4%，漲幅分別較上月擴大1.2和1.1個百分點。物價超預期上漲，進一步加大了通脹預期。
以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脹的觀點似有重現，但我們堅持認為，無論是從理論和實踐來看，以人民幣加速升值來治理通脹都是不可取的。從政策功能屬性來說，作為一種相對價格變數，匯率水平變化可以對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進行調節，以達到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治理通脹從來就不是匯率政策的主要功能。匯率並不是影響價格的唯一變數，行業組織、市場結構、差異産品等因素均是影響價格的重要變數。尤其是對於石油、鐵礦石等價格波動較大的資源類産品來說，升值的抑製作用不大。更由於傳遞不完全性的存在，最終消費品價格也難以發生明顯變化。
我們以1995年3月至2007年3月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脹的效果甚微。具體來說，人民幣升值10%，進口價格指數大約下降不到0.3%，而消費價格指數下降僅為0.1%，這表明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很不明顯。同樣，人民幣升值對於進口價格指數上升的抑製作用要強於對消費價格指數的抑製作用，這說明貨幣升值在通過進口價格指數向消費價格指數傳遞的過程中，其傳遞性是遞減的，正是這種衰減性影響了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
事實上，在2006-2008年人民幣升值期間，我國CPI每年都出現了一輪上漲，且2008年是上漲幅度最大的，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實證研究同時還表明，如果希望通過升值來有效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那麼短期內人民幣需要有相當大的升值幅度。但這毫無疑問是以出口、産出大幅下降甚至是以就業形勢嚴重惡化為代價。
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將“得不償失”
目前美國失業率較高，美國想通過多出口，少進口，改善國際收支，擴大就業。但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並不能有效改善中美貿易失衡，指望靠人民幣升值來輓救美國經濟、擴大就業機會的想法不僅不可能有明顯收效，反而不利於美國和全球經濟復甦。
第一，中國的真實貿易順差規模並非數據顯示的那樣大。近年來，熱錢流入問題一直受各方的關注。除了在資本和金融賬戶以及錯誤和遺漏中可以看到熱錢的蹤影外，經常賬戶中也存在十分明顯的跡象。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突然從321億美元增加到1020億美元，並在隨後的幾年中持續增加，這是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帶來的資本流入增多就是原因之一。熱錢披着各種合法的外衣持續不斷地流入，只是在統計監測方面確實存在很大的困難，難以真正認清其真面目。有關測算表明，近幾年我國貿易順差中熱錢的比例占到60%以上。盡管測算方法和依據有待進一步推敲，但貿易順差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熱錢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真實的中美貿易失衡很可能本就不十分嚴重。
第二，人民幣升值並不能有效改善美國貿易收支狀況。以貨幣貶值來改善貿易收支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但這些條件在中美兩國很可能都不具備。從 2005年人民幣匯改到2008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超過20%，但同期中美兩國的貿易失衡卻未見明顯好轉。顯然，經常項目順差並非僅僅是匯率問題那麼簡單。
而且，近年來國際經濟學的最新研究認為，匯率變動能否影響到産品的最終價格、進而影響消費，還要視具體的定價方式。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以低端消費品為主，競爭較為激烈，中國企業定價能力不強，因而多以當地定價法為主，即在美國本土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品價格不易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匯率變動改變的僅是中國出口産品的人民幣價格，當地的美元價格變化不大，因而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所受影響較小。根據有關估計，人民幣升值1%，僅能夠帶動美國從中國進口品價格上升0.3%，對減少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不會有太大作用。
此外，美國對中國進口高新技術産品設置了多重貿易壁壘，限制美國高技術産品向中國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兩國貿易失衡的局面。
可見，中美之間存在的小於實際數據的失衡主要是由中美的經濟結構以及美國單方面限制高新技術出口所致，以人民幣升值來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就業機會的觀點顯而易見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即使人民幣升值，美國已經失去的那些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國。事實上，遠在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之前，美國已經開始大量失去製造業的就業機會，這實際上是由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成本和比較優勢決定的。即便因為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産品退出美國市場，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國家的産品也會很快取代中國的出口地位，美國的公司不可能與這些低成本國家競爭。因此，中國的退出不會給美國帶來新的工作機會和就業的顯著增加。
第四，美國從人民幣升值中的所“得”將十分有限，所“失”卻不小。毋庸置疑，得益於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美國民衆是中美貿易的受益者，中美貿易有利於美國國民福利的提高。不可忽略的是，低價位的中國商品降低了消費者在日常消費上的支出，美國民衆因此可以消費更多的高檔商品和服務，從而有助於消費的持續穩定增長。
通過人民幣升值或強行進行貿易制裁來限制中國産品出口到美國，受損害的不僅是中國，更是享受中國廉價商品的美國消費者，從而對美國居民消費的恢復和經濟增長將産生不利影響。此外，人民幣若一次性大幅升值，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成本必將提高，盈利受到侵蝕，同樣對美國經濟不利。
很顯然，人民幣若大幅升值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火車頭”均不利——中國經濟減速，美國經濟“熄火”，從而嚴重拖累全球經濟的復甦。美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前中國經濟的企穩回升也為其他經濟體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增長機會。
綜上所述，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是以保持基本穩定為好，年內升值幅度控制在3%為宜，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可以逐步小幅升值。
人民幣幣值穩定，不僅有助於中國出口企業的從容應對，留有充分時間進行企業轉型和技術改造，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穩步推進，還有利於美國和全球經濟的持續復甦和穩定增長。中國應當繼續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調節，並適時、適度擴大波動幅度，增強匯率彈性，逐步放大匯率雙向波動的區間，創造條件使階段性的貶值預期能夠得到反映，以避免形成持續的單邊升值預期，緩解“熱錢”流入的壓力。
至於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如果美國政府堅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對中國出口商品進行貿易制裁，導致中美之間發生貿易戰，將對全球經濟造成傷害，挫傷投資者的信心，從而不利於全球經濟的恢復。中國、美國應同心協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金融體制的改革。相關措施不僅應該關注匯率制度，更應該重點推進各自內部的結構性改革，以從長計議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